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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2021/7/2 10:47:26本站原創    作者:緬甸子公司 李曉東 【字體: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建立以來,到今年已經100年了,“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從弱小發展到壯大,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人間奇跡,譜寫出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成就。百年來,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獲得了獨立,民族得到了解放,人民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之本,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本。沒有了這些,就是無本之木。我們整個道路、理論、制度的邏輯關系就在這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全國族人民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都源于這個理想信念。立忠誠篤信之志,就是要堅定這個理想信念。

         

            堅定理想信念首先要做到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起主導地位就是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即堅定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

         

            在發展中國家里,中國和印度同處亞洲,都是文明古國,都曾經淪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印度1947年獨立,中國1949年獨立,中國有14億人口,印度有13億人口。中、印獨立后都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后來都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但70多年過去了,中國一騎絕塵,經濟規模成為世界第二。

         

            來看幾組對比數據。

         

            GDP:1949年,中國為123億美元,只有印度的一半。中國人均23美元,還不到印度人均58美元的一半水平。2020年,中國為14.23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而印度總量為2.62萬億美元,不到中國的五分之一,人均GDP也只有1千美元,僅為中國的十分之一。

         

            鐵路運營里程:1950年,中國1.0萬公里,印度5.3萬公里。2020年,中國13.9萬公里,其中高鐵3.5萬公里,占世界高速鐵路總運營里程的一半左右;印度12.2萬公里,尚未建成高鐵。

         

            人均預期壽命:1949年,中國35歲、印度38歲。2020年,中國77歲,印度69.2歲。

         

            鋼鐵產量:1950年,中國61萬噸、印度200萬噸。到了2020年,中國的粗鋼產量達到10.53億噸,印度為9960萬噸,不及中國的十分之一。
        發電量(單位:千瓦時):1950年,中國57億、印度61億。2020年,中國7.5萬億,印度1.55萬億,不到中國的五分之一,每到夏季用電高峰,印度有一半的人口飽受電力短缺困擾,許多工廠沒法正常開工。

         

            識字率:1949年,中國約20%、印度約20%。2020年,中國的文盲僅占3.6%,學齡兒童凈入學率無限接近100%,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印度是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年人文盲人口達2.87億,占全球文盲人口的37%。

         

            外匯儲備:2020年,中國3.1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印度0.5068億美元。中國是印度的7倍多。

         

            印度只有316萬平方公里的實控國土面積,是中國的三分之一,但耕地面積高達1.6億公頃,中國只有1.28億公頃。印度土地肥沃,適宜作物生長,水稻一年三熟,卻有超過2.3億人營養不足,占全球饑餓人口27%,高居世界之首。

         

            此外,我國在國防、科技、高等教育、城鎮化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印兩國在奧運會獎牌總數、婦女地位等方面,中國的情況比印度好很多。此外,印度的腐敗程度也高于中國,環境污染也比中國嚴重。西方總覺得“民主”的印度應該超過“不民主”的中國,但是通過比較,結果讓人很吃驚。我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兩國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說:“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的近30年,全中國人民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進程,艱難而曲折,整整一代人獻出了寶貴的青春。

         

            19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高瞻遠矚,并沒有盲目按照西方理論來指導中國經濟的發展,而是創造性地提出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政策。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反觀印度,民主制度經過幾十年的運行已經穩定下來,大部分印度人也認可和接受了這個制度。但是一個社會的經濟、文化、教育水準和傳統的力量無情地決定了其政治制度的品質,從一個角度可以說民主制度加深了印度社會固有存在的問題的存在。印度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種姓制度。印度最大的宗教是印度教,印度教對印度最大的影響就是極端不平等的種姓制度。上世紀70年代至今,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出現的政治種姓化,種姓政黨化,使得高、中、底種姓之間的矛盾尖銳,種姓問題更加難以解決。在印度,有民主,但沒有最基本的人權。一個等級森嚴、嚴重不平等的社會,怎么可能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呢?除了種姓問題,印度也曾進行過土地改革,但很不徹底。印度政府想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但一直遇到巨大阻力,因為英國人給印度留下的法律里包括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條文,除此之外,擁有土地的大地主通過各種手段,競相成為各級議會的議員。這些人代表的都是地主階級的利益,怎么可能為農民和無產階級去發聲呢?

         

            西方法律界有一個著名的故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是一句膾炙人口的法諺。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從一個角度看,法律保護了人們的權利,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隨著時代的變遷,法律有時會阻礙社會的發展進步。實際上印度的法律在很多方面已經構成了沉重包袱,早已不合時宜,但要改動卻很困難。最明顯的就是使外商頭疼的的印度勞工法。印度的勞工法使得公司要解雇一個工人非常困難。這樣的法律看似保護了工人的利益,但實際上則因為阻礙投資,減少了人們的就業機會,最后還是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民主制度對印度的另一個負面影響就是人口爆炸。印度和中國一樣也倍嘗人口過快增長的苦果,印度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但由于民眾的強烈反對,并在選舉時把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國大黨趕下臺。自此以后,就再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和政治人物敢于觸碰這個話題。印度自九十年代初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經濟加速增長。然而,由于人口增長過快,經濟增長成果的很大一部分被抵消,伴隨經濟增長的是失業人口的增長。

         

            印度獨立后,以印度的比較優勢和優越的國際環境,它應該和中國一樣通過工業化和對外貿易參與國際大循環,從而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然而印度卻走向了畸形的弱工業強第三產業道路,特別是集中發展軟件業。因為要走工業化道路,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基礎設施,但在印度修建完備的鐵路或者高速公路的成本太高,且不說各政黨之間要經歷漫長的臺前幕后的博弈,僅僅面對民眾的漫天要價和非理性訴求就無法施行。沒有完備基礎設施,也就不可能有國家的工業化。

         

            一些所謂的民主國家,一項經濟或者社會政策的出臺,需要經過各種力量之間反復的博弈,雖然這項政策有益于國家,但因為不能達成共識而無法執行,因此只能徒嘆奈何。在我國,一項政策的出臺不會因為全社會無法達成高度共識而無法執行,只要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就可以迅速貫徹落實,強力推進,從而推動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十八大以來,我黨針對黨內存在的問題,全面從嚴治黨、強力正風肅紀,不管是“蒼蠅老虎一起打”,還是落實中央八項規定,治理“三公”消費,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可以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政黨。

         

            2020年的新冠疫情,傳播速度快,感染范圍廣,防控難度大。在這場疫情大考中,國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政府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但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暴發,西方國家的疫情形勢卻長期不容樂觀,印度更是全面崩潰。

         

            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集中力量辦大事,調集全國醫護人員支援武漢、動員各工廠生產抗疫物資、調動1600人24小時不間斷施工,6天時間建成6萬平米的方艙醫院、無償收治病患、對突發疫情的地區免費做核酸檢測、十個月研發出新冠病毒疫苗,帶頭捐贈發展中國家等等事實,處處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社區攻擊醫護人員、美國聯邦政府和紐約州爭奪醫療用品、歐洲國家搶劫鄰國醫療用品,政客們無視民眾的生死,為自身階級的一已私利,消極抗疫、鼓吹群體免疫、將疫情甩鍋中國等丑惡嘴臉,暴露無疑。在動蕩的社會局面中,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很難專注于其主要抗擊疫情的任務,只有資本家和上層精英才能獲得足夠和有效的醫療資源,而普通貧民百姓卻得不到快速有效的治療,即使治療了也要面對巨額的醫療費用。

         

            特別是以美國和印度為代表的所謂發達國家和民主國家,疫情遇到大選,執政黨為了贏得選舉,鼓動支持者放棄社交禁令,為他們投票,造成每日幾十萬的新增病例,同時也伴隨著成百上千萬生命的逝去!

         

            在此次疫情大考中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見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我國的政治制度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人民的選擇,更是現實的選擇,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我國的政治制度比西方人眼中的民主制度更適合中國國情。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也告訴我們,我國的政治制度比西方的民主制度具有優越性。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四個自信”不是空中樓閣,也是不空穴來風,是歷史和現實經過反復比較、對比、實踐的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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